日前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、因公临时出国(境)、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、会议活动、办公用房等方面作出规范。备受关注的是，提出了“取消一般公务用车”，有专家分析认为，公务用车的数量将大幅度削减。
公车改革，一改就是二十年。各地进行的改革试点颇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已经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区域实行了公车改革试点。但目前的现状却是公车越改越多、公车费用仍在增长。基于此，对于公车改革究竟用多大的力道，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之后的公车购置、使用、维护情况，一般公务行为的交通解决方案，以及违背相关标准与规定后的监督与惩处等方面，公众依然有期待，也在继续观察。
综观以往的公车改革试点，基本的思路可分两类，其一为车辆相对集中管理，其二则是通过货币化赎买的方式。但两种改革方案在效果上均存在较明显的bug，尤其是后者。此次《条例》在“公务交通补贴”上要求“适度发放”，强调“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”，究竟如何在公务交通补贴的发放上做到适度以及杜绝其福利化倾向？接下来的规范性细化需要考虑的是，该类补贴应是事后审核、报备、报销且公开账目的机制，而非按照公务人员职级逐月定量划拨，避免异化为某种福利。
公众对公车隐秘化消费、使用的监督需求，应当而且必须能够在交通补贴核发、以及“普通公务出行的社会化提供”等方面得到满足，且有制度保障。对合法运行、使用的公务车辆进行统一、明显的标识，应当不局限于“执法执勤用车”的狭小范畴，这是将公车曝晒于公众视野的第一步，也是监督之所以能存在的起码基础。何况，“一般公务用车”行将取消，而且还是以“公开招标、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”，但纳税人对靠税款购买、使用的这些车辆到底有多少，依然心里没个谱，显然说不过去。而卖之前先统计、公布公车数量，可能是防止以拍卖谋私利、徇私情的前提。
此次《条例》的最大亮点，或在对“一般公务用车”的彻底性剔除。翻检此前包括国家部委在公车改革的规范性文件中，对所谓“一般公务用车”采取的大多是控制使用、限缩标准、数量、职级的方式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现有公务用车除了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用车、执法执勤车辆之外，其余均为将被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，再无其他类型。防止各地对措辞严厉的新《条例》以“一个名词，各自表述”的方式进行消解，将执法执勤车辆“相对固定”地配备给官员使用，或者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、执法执勤车辆之外，生造其他概念和标准。
《条例》规定，“严格按规定配备专车，不得擅自扩大专车配备范围或者变相配备专车”，而根据现有标准(1994年发布的《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》)，只有省部级官员才有配备专车的资格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自此职级以下官员的专有车辆均属违规，不论以怎样的名义和方式，此后则断不容许再存在。这一人员范围包括公众目力所及的市长、县长、乡镇长，也包括各类局长、书记，几乎可以涵盖当下中国权力序列中的大部分。而既然是对旧有规定、标准的重申与“严格执行”，则不能不去反思过往制度失灵、标准虚置的原因所在。核心的两条，是预算监管的虚化，以及对大面积违规行为的纵容。
公车改革要来真的，监督和罚则就必须来硬的。没有过硬的预算监督体系，花多少钱都得不到有效的阻止和制约，甚至连一个简单的公车数量，都常年见不得光，更何况即便违规用车，也看不到具体详细的罚则。如《条例》所言，激活现有预算、人大等制度化监督力量，显然会成为改革成败的核心。而对社会监督和公民围观，如何尽最大可能提供宽松、有保障且免予恐惧的监督环境，亦将成为公车改革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。
来源：南方都市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