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27日，全国法院司法公开工作推进会在深圳召开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会上表示，通过公布审判流程、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，群众就能够看见法官付出的努力，司法过程就不再是当事人心目中的“暗箱操作”，司法公信力就会得到显著提升。同日，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发署名文章，呼吁“革新法律价值观”。
此前，关于法院裁判文书是否公开的问题，一度用“有选择地向社会公布裁判文书”的表述，公开的相关司法文书多为“有重大影响”、“有典型意义”、“有指导作用”的部分。而对具体裁判文书的影响、作用的判断，基本处于外界不可知的状态。
裁判文书是否公开，在法律界曾不乏争论。早在十年前，法律学者贺卫方就撰文呼吁司法裁判文书“全文及时和不加修饰地在网络上发布”，并表示这是“一个最低限度的司法公开要求，同时也是一项惠而不费的并具有实质意义的司法改革举措”。裁判文书的公开，不仅在于其之于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引作用，还在于其对司法决策透明或司法公开的民主价值。
裁判文书无法公开、不敢于公开，其内在原因或许有很多，但公众对其的解读难免与司法是否公正、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建立联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谈及此次裁判文书公开的改革时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措辞并不避讳改革的难度。使用了包括“克服畏难情绪、摆脱面子思想”、“不怕群众挑毛病，不忌讳法官出洋相”等表述，强调要勇于直面裁判文书全面公开之后的“阵痛期”。那么，裁判文书公开，于司法机关而言，其难度、困境究竟在哪，其“阵痛”又指的是什么？
裁判文书公开，将让中国的司法审判状况、水平面临全国民众的打量，其中也包括专业法律人士、社会组织的审视。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、规范，裁判文书是否具备充分的说理，有足够的说服力，以阐释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所做的判断及其依据。此前曾有媒体报道，天津某法院一份仅有6页的法院判决书，错别字、丢字等错误就高达18处。相较于这种文字上的不检点，包括判决书生造法条、乱引胡判，套用模板、前言不搭后语等情况亦非个别现象，裁判文书制作水平参差不齐。
以公开促公正，是公众对司法裁判文书公开的另一种期待。能经得起审判流程公开、裁判文书公开、执行公开考验的司法活动，是更接近正义标准也更容易看得见的法律实施过程。裁判文书的全部上网，还可以让死刑等特定类型案件的相关数据逐步脱敏，让国家在法治与人权领域有更多主动的作为。现行《宪法》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审判独立的重要性，而具体到司法审判过程，如何确保司法不受权力的干预甚至操控，是为最严峻的考验，路径仍在探索。是否能以公开倒逼公正，裁判文书全部上网，或可以成为一个改变的契机，加之法院人财物划拨、管理模式的改革，以及主审法官负责制、审委会改革等方面的合力，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，才不会沦为口号。
裁判文书上网所能起到的作用，更多应该是推动??? 用公开推动文书的撰写走向规范，司法文书的说理由一笔带过到详尽阐释；用公开建立公众对法律与正义的信仰，让看得见的正义给国民以信心；用公开倒逼整个审判流程，回归纯粹的法律判断，对权力的干预有阻挡，建立制度性的防御，让公开的力量帮司法寻回“独立行使审判权”的底气。
来源：南方都市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