媒体近日报道，江西乐平在2000年发生一起抢劫、强奸、杀人碎尸凶案，2003年，四村民一审被判死刑，经上诉，2006年被改判死缓。2011年底，与四村民同村的另一人因其他案件被抓获，并多次提出自己才是2000年那起凶案的真凶。但当地司法机关却迟迟不启动对四村民案件的复查。
这与舆论持续关注八年之久的聂树斌和王书金“一案两凶”事件何其相似！同样是判决生效多年后“真凶”再现，同样是“真凶”提出再查，同样是司法机关迟迟不愿启动复查。不同的是，聂树斌早已被执行死刑，而本案的“元凶”四人免于死刑。
一起手段极其残忍的抢劫、强奸、杀人碎尸的案件，四名“罪犯”竟无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这耐人寻味。在法学理论中，这被称为“留有余地的判决”，反映的是我国司法实践“疑罪从轻”的理念。相对于“疑罪等于有罪”，“疑罪从轻”是一个进步，至少，“罪犯”活了下来，冤情或有昭雪的一天。问题是，“真凶”已然出现，虽然未经法院审判，不能判断此案是否错案，但至少“疑案”有了一次解开疑问的机会，法院为何不查呢？
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，对已经生效的判决、裁定，如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，可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审或者再审。该项程序的启动权被赋予了检察院和法院，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，法院可以提审或再审。既可以依当事人等方面的申诉启动程序，也可主动启动。这些程序规定堪称细致周全。
然而，无论在聂树斌案中，还是在本案中，这些纠错程序似乎没能充分发挥作用，原因何在？
“错案责任追究制”的存在是重要原因。如果出现一起错案，对错误的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等环节，就要一查到底，跟随而来的是一连串司法人员将被追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。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办案人员很可能已成为各级领导、业务骨干，或是如今办案人员的朋友、同事。在时下的中国启动如此“得罪人”的程序，非得拿出非常的勇气不可。这种道德上的高标准，让纠错变得困难。
那“错案责任追究制”究竟该不该存在呢？司法审判的裁判依据，是由证据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出的事实。这个事实被称为“法律事实”，法律事实不一定是客观事实，因为证据会出各种问题，比如被伪造、灭失、模糊等，推理也可能出现错误。以人类目前的认知能力，“错案”不可能彻底消灭。应该辨析造成每个“错案”的原因，如果原因是办案人员的疏忽大意、玩忽职守甚至是故意，那自然应当追究其责任。但若办案人员并无主观故意或过失，就应允许其犯错，毕竟他们是人，不是神。若这种细分责任的追究制度可以确立，那么检察院、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压力也可减轻。同时，也能在司法人员中树立良好的行为导向：不怕犯错，但必须勤勉并恪尽职守。
更深入地想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那些满是漏洞的“错案”？又是什么导致了“错案责任追究制”产生？在我看来，片面的“维稳”意识是重要原因。一地出了大案，舆论哗然，公安机关面临巨大压力，于是有了“命案必破”的命令，在“破不了案就免职”的压力下，错案就很容易酿成。而“错案责任追究制”实际也是在错案出现后，相关司法机关应对舆论不得不为的办法，背后仍是“维稳”逻辑。
但这是一个怪圈，为“维稳”祭出“命案必破”，“命案必破”容易造成“错案”，出了“错案”祭出“错案责任追究制”，“错案责任追究制”导致“错案”监督启动困难，“错案”监督启动困难导致舆论“不稳”。最后，为了“稳定”，结果反倒是“不稳定”。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：“建设法治中国，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……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，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，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。”我想，不必怕“不稳定”，也不必怕“错案”，该追究责任的坚决追究，不该追究的坚决不追究。稳定来自自信。只要以人民权益为宗旨，依据法治精神和理念，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，那就不会出现相关方面不敢也不愿查“错案”的局面。
来源：东方早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