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见“一案两凶”。江西乐平2004年以来发生的十余名女性被侵害、4起命案告破，庭审期间，被告人方林崽除了对所控多宗犯罪供认不讳外，还坦承未被指控的另外一起凶案，并质问司法机关“为什么不查”？这宗发生在2000年编号为“5?24”的案件，在七年前已“尘埃落定”，与方同村的4位村民被判死缓，目前仍在服刑。
在经历了诸如聂树斌悬案、浙江叔侄案等多起典型案件的洗礼之后，社会对于类似“死者归来”、“一案两凶”等荒唐司法案件不再那么惊诧，就像对屡屡上演的强拆血案那样。但是，于具体的个案当事人而言，哪怕再雷同的案情，依然是百分之百的苦痛，错误依然有被复制的可能，而且在不停复制着。
“真凶”自承，但侦控审各方却模糊以对，这样的场景很熟悉。江西乐平爆出的这宗案件，到目前为止还未见重启调查的迹象。然而这并不妨碍公众回顾已“尘埃落定”的案件其波折的司法流程。从2000年案发到两年后4村民被抓捕，随后的司法程序几经反复，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，乐平检方曾以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为由4次退回补充侦查(起诉阶段，甚至还剔除了另外一起抢劫杀人案)，警方甚至自己也承认“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”。江西高院二审期间，同样认为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发回重审，重审维持原判决后再到江西高院，却用一句“鉴于本案具体情况”让死刑改判死缓。
即便在所谓“真凶”未出现之前，那些侦控审中间重复进行的司法程序，其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，是否同样意味着一个人命关天的刑事案件疑点颇多，实难定案？而本案终审判决所留下的死缓余地，是否会在可能的未来某天，又成为法院“守住了正义底线”的光辉战例？“疑罪从轻”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伪规则，被司法机关用来作为“兄弟单位”间勾兑、给面子的利器，后果是一起又一起案件中可能无辜的公民身陷囹圄。
“真凶”落网、而且良心发现，坚持一身担起自己应受的惩罚，这无疑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，当这样的奇迹发生，司法机关的复查、纠错程序能否无障碍地启动、运转，考验的则是司法机关的良心。如果制度化的司法良心，尚敌不过奇迹般的“凶犯”良心，那一定不会是可以期待的法治福音。诚然，所谓“真凶”自承，需要做扎实的证据认定，但如果以逃避错案追责的心态去抵抗案件复查程序的启动，以踢皮球的方式拖延、推卸复查的责任，司法机关所试图建构的法治信仰将难上加难。一次错案对法律所造成的伤害，一百件正确的判决都难以弥补，更何况，还有办案机关与人员试图阻碍案件的复查；更何况，旧案的办理过程，是那么顾不上程序，轻易排除不在场证据。
防范冤假错案，形成刚性的认知、完备的机制，从文本宣言走到司法现实的路，需要尽最大可能去缩短，而不是拖延。2013年，包括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在内的法律部门，在防范冤假错案上屡作表态，让各界不乏期待。在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上，起码应当做到发现疑点(甚至是相当大的疑点)的案件，需要尽最大可能排除障碍，尽快启动复查程序。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确保被寄予希望的诸项制度真的靠得住、真的管用。
来源：南方都市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