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当下各大城市中，每当暮色降临，就有一群大妈大叔，在广场上集结起来，伴随音乐，一起跳起动作整齐的集体舞蹈。
这种集体活动显然有积极的一面，舞蹈不但可以活动筋骨、锻炼身体，而且，集体舞也形成一个社交场所。在这里，年纪相差不大的大妈大叔相互认识，聊聊天，说说话，既打发了时间，也有利于打破大城市中原子化的生存状态，形成和谐的社区氛围。
不过，和所有的事情一样，这种广场上的集体舞也带来一些弊端。跳舞的人们占据广场，排挤了其他休闲的人们，音乐开得很大声，噪声扰民。他们年纪虽大，却也年富力强，而且人多势众，警察来了也无可奈何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这些事情在网络上反映得特别强烈。
一个月前，南京高淳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，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，不料大妈们占领图书馆前的空地，音乐响起，读者被吵得无法阅读，虽然有人出面交涉，但大妈们却声称，晚上开馆是浪费，最终，图书馆被迫提前闭馆。在武汉，某小区的大妈们在小区跳舞时，楼上忍无可忍的居民抛出粪便；而在北京，某人因觉得广场舞的噪音过大，争执不下之后，竟用双筒猎枪朝天鸣枪，并放出三只藏獒冲进人群。可见，广场舞引发的冲突已经遍地开花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有人称其为城市一害，也有学者痛斥广场舞是集体主义情感的再度发作，这种舞蹈没有美学价值。应该说，这种舞蹈与舞蹈者过去的经历不无关系，当年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大妈大叔，在这种集体舞蹈中获得了仪式感，并从中获得集体身份，进而获得力量感。但是，一味强调这种意识形态性质，实质上也是用“文革”观念看待“文革”遗迹。广场舞蹈更多的还是一种健身、交际的需要。这种需要是正当的，所以，称之为城市一害也好，称之为“文革”遗迹也好，都显得过于极端。
其实，大妈们的扰民不在于扰本身，而是扰民之后没人去管，或者管不下来。公共场合的集会、声音如果影响到周边居民，并有居民抗议，那么，城市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就应该管理。当然，这种管理颇有难度，面对身强力壮的大妈，人多势众，警察又不能轻易使用暴力，往往无可奈何。
这种自恃人多势众就不遵守规则的行为是中国的常态。不管是中国式过马路，还是因为房价下跌要求退房打砸售楼处，还是因为子女高考集结起来自行封路，都是中国式法不责众的典型例子，所以，说这仅仅是大妈们的行为也不客观。
那到底该如何管理呢？这让我想起前不久上海南京东路上的一幕。在“十一”长假期间，面对不遵守规则的行人，十几个上海交警站成一列，在红灯时封住马路。有人认为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，我却认为这正是上海的可取之处。
面对没有法治观念的人们，严刑峻法虽然见效快，但也容易引起反弹，并不现实，更何况，公民的行为源于历史，突然的严刑峻法对他们也不公平。而这种提高执法成本，用更大的力量去和平地化解纠纷、纠正行为的措施就颇有可取之处。毕竟，法治是要花成本的，更何况，中国的法治本来就应当承担着教育民众、推动社会转型的作用。
那么，回到广场舞的问题上来，答案就很明显了。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当地的城市管理机关派出更多的人手，找准问题，找准人，耐心解释，反复做工作，甚至极端一点，要学学上海手拉手封住路、充当人肉红绿灯的警察，想尽办法协调好广场大妈们与周边居民的利益。毕竟，维持公共秩序是政府的第一职责，绝不可因为难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不知，放任矛盾激化。
来源：南方都市报
